而主张适用刑法的民法教授张谷则这样分析：ATM取款机可以辨识出被告人许霆的身份，不等于被代理人银行知道此事，更何况ATM机是一个机器，和自然人不同。
这也难怪西阿伦·克罗宁认为，哈贝马斯所谓的后民族认同，其实根本不是后民族的，只是后民族主义者的。第三个特点是公民身份，个体的民族成员身份与他的公民身份是重合的，不仅意味着共同的权利与义务，还意味着通过社会与政治参与创造团结和友爱。
为什么这么说呢？且看华夷之辩所辩的是什么，夷夏之防所防的又是什么。[68]再次，面对多元文化与族群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我们自然需要社会经济政策来弥合族群之间的差距，增进族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因此，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表现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单元的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宪法之中，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宪政国家之中，并且这甚至就是祖国的一种（表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爱国主义不但不是没有国家的爱国主义，而且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建国理论，建立和建设一个多元文化与族群的国家的理论，一种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理论。
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民族国家，都是由诸多族群组成的，如何处理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乎就成了民族国家治理的难题。平等的法律共同体的普遍性与经由历史命运而结合的共同体的特殊性被注入到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中。河南的王司唐、地质部的孙大光、上海的刘奎三位代表说，宪法没有提出具体保证措施，应当增加防止违宪的内容和规定。
为什么是与顾昂然一个人谈呢？会不会是彭真想了解更多动议的背景、细节以及其他情况呢？而在彭真与顾昂然专门谈宪法委员会的四天后，即11月14日、17日、21日的宪法讨论稿中，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已被取消了，代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意见在7、8月份被陆续报送给彭真，引起了彭真分外的重视。而在胡乔木担任秘书长的这个阶段，对宪法修改的讨论空前活跃，所涉及的诸多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大胆甚至令人惊心的。按照他的这些主张，对宪法内容的讨论才走上了寻求共识的轨道，宪法的修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了。
参考文献：［1］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彭真不了解秘书处设计宪法委员会的情况吗？肯定不是。
民进党中央建议，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检查委员会或纪检会，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都设立这个机构，监督宪法实施，宣传维护宪法尊严，检查处理违宪事件，从组织上保证宪法不折不扣地实施。西藏代表团就提出，宪法通过后能否贯彻执行，还很难说。第三，从宪法委员会在几次讨论稿章节条文中的不断变化，可以分明感受到秘书处的煞费苦心和几番辗转，但又始终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设计自始至终都存在难以解决的争议点，这个争议似乎先天决定了宪法委员会设计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邓小平没有谈宪法委员会，当然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尚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并不意味他就持反对态度。即使同意宪法修改草案第65条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一些地方也认为这个规定过于笼统，难以落实。宪法修改的第二个时间段，是1981年7月中旬到1982年底，此间，彭真接替胡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但不管设立与否，宪法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就有令人震撼和遐想的力量，以至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那段讨论都给予了不同寻常的重视，一些史料也因之而陆续披露出来。
彭真还特别强调，宪法不是争论问题，而是把可定的定下来，要尽量避免引起争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秘书处在讨论4月1日的第三次讨论稿时，对于拟设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
三是，从内容上看，宪法委员会的方案在起草的时候，就存在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比地位孰高孰低的争议，而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个地位高低的问题是直接决定宪法委员会能否设立的关键性问题。二是，宪法委员会一开始就是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提出和起草的，而不是来自哪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的意见或者建议，至少已有的档案资料没有证明哪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那时在推动宪法委员会的设计。
所以如果整个国家宪法的每一个条文，从每一件国家大事以至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保证，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宪法委员会的设想是何时提出的，又是由谁设计的呢？设计的又都是什么样的方案呢？按照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许崇德先生的回忆，1981年2月28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了一个《宪法讨论稿》，这个讨论稿增写了第五章，共六个条文，专门规定保障宪法实施和宪法修改的内容。天津市提出，只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够，还应在方法、程序，特别是对违宪行为的处理工作做出具体规定。天津的张初阳代表建议，增加一章，专讲宪法的监督和实施，规定监督的原则，监督的内容、方法和程序。但在1981年到1982年的整个修宪活动中，彭真几乎每隔几天都与秘书处或者身边工作人员讨论宪法修改，邓小平如果在1981年，哪怕是1982年的早些时候表达了他的这一意见，彭真为什么又到1982年的10月9日才披露出来呢？其实，细节问题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根据顾昂然的记录，邓小平的意见在这里与刘政先生的说法相互印证了，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是不赞成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很坚定地不赞成，而且，胡耀邦也不赞成设立这个委员会。说明：1、关于宪法委员会的人数，规定为十五人，这参考了国外的宪法保障专门机构的人数。
胡绳接着说：对，只是有些国家有，苏联就没有。比如，吉林省提出，应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宪法的实施，特别是由哪个部门具体受理对违反宪法的控告。
但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毕竟首先是一项政治决议，由这个政治决议也并不必然推导出我们就必须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内建立一项什么样的宪法监督制度。而从彭真的这个报告可以形成一个合理推断，即彭真本人在了解和分析情况后，意识到写宪法委员会存在的严重障碍，但他显然认同改革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并试图作出努力，因此，将宪法委员会当作一个没有把握的重大问题向中央报告，这样，就有了前面刘政文章中邓小平等同志不赞成的说法。
顾昂然的这份记录是否就是彭真12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呢？综合前后的时间和事件发展逻辑，笔者认为，基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也有的同志提出，宪法委员会的人数还可以考虑再少些。
（2）到1980年10月18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收到207件群众来信，其中有两件来信属于建议加强宪法实施的，即：江西的李平建议，在宪法中规定保证宪法实施的条款。说明：有的国家规定的范围更为广泛，如苏联最高苏维埃议事规程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查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及公职人员遵守宪法的问题。后来的情况表明，秘书处的这些设计和策划，客观上为社会上对宪法修改提意见，为宪法委员会的讨论，都打下了伏笔，做了引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崇德先生回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在5月1日有一个第五次讨论稿，但许先生未提供具体的讨论稿内容，而笔者检索到了《宪法修改第五次讨论稿》的档案，但这份档案标明是1981年6月归卷的，没有标明讨论稿的草拟日期。
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宪法委员会，是这样写的：鉴于‘文化革命的教训，不少同志提出，对于重大的违宪行为，要有专门机构管。这一稿用一节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项，其中第7条的第3项规定，全国人大职权之一就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又将这个职权具体地赋予了宪法委员会。
那么，彭真的这个报告中有没有涉及宪法委员会呢？从笔者查阅的档案看，彭真19日期给中央的报告共有十六个问题，但没有涉及宪法委员会和宪法监督。四是各级人大设人民监察院（遗憾的是，这份简报没有标明这些意见究竟是地方和中央部门提出的，还是实际上由专家们提出的）。
随后，彭真再次强调由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必要性。在我们国家不可能在人大常委会以上再有一个什么更高的权力机关。
第二，要求加强宪法监督的声音主要来自学术界即宪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社会上只有两位群众来信提出相关建议。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宪法委员会。这些问题和意见共17条，最后一条就是监督宪法的实施，有人建议在宪法中增加宪法的监督和实施一章。那就是，在上述第五次讨论稿两至三个月后，由秘书处草拟的1981年8月3日讨论稿中，突然没有了宪法委员会的规定，与此同时，该稿在列举全国人大职权时，加上了监督宪法的实施一项，并在第29条作了两款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各级国家机关通过的法律、法令、法规、决定如与宪法相抵触，一律无效。
那么，谁是宪法委员会方案的动议者呢？客观地说，恐怕还是应当归功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诸位同仁，是他们在总结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力图加进自己的愿望，推动宪法委员会的设立。但是，许先生没有提供上述第一次讨论稿至第四次讨论稿的条文内容，笔者查阅当年的修宪档案时，也未看到这几个讨论稿和相关条文的记录。
这四个方案中，第一、第二个都是关于宪法委员会的设计。那时，宪法修改委员会设立了负责具体工作的秘书处，秘书处于1980年9月17日成立并开始工作。
但是，顾昂然在笔记本中完整地抄录了一份大约是1981年底到1982年初由彭真写给中央的报告。第八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对于不符合宪法的法律、法令，可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使该项法律、法令和宪法相一致。